李宗琦用AI编写张忠谋创建台积电的一场高风险豪赌的故事
2026年9月11日
前言:台积电(TSMC)是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市值超过2.2万亿美元,年收入超过1210亿美元,生产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的60%以上份额,以及90%以上的先进人工智能和智能手机芯片。

20世纪70年代,台湾正逐渐落后。
当时,台湾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例如雨伞、纺织品以及基础电子产品组装。这些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却并没有真正创造出足够的财富。
台湾政府意识到,依靠低成本制造业,台湾不可能足够快地跻身富裕经济体。
于是,台湾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制造转向“高端制造”:芯片。
如果台湾能够生产芯片,就有机会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跨越式升级,直接进入先进工业经济体行列。
这场豪赌最终促成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台积电)的诞生。
今天,台积电为苹果、特斯拉、英伟达、AMD、亚马逊等公司制造最先进的芯片。
但如果不了解创建这家公司的那个人——张忠谋(Morris Chang),就无法真正理解台积电。

张忠谋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工作了数十年,并帮助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发展成为行业巨头。
他曾一度相信,自己最终会成为德州仪器的首席执行官。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
然而,恰恰是这次失意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
离开德州仪器之后,他被迫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事业,而这项事业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
要理解他为什么最终被选中,领导这家后来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司之一的企业,我们必须回到故事的起点。
张忠谋出生于1931年。
战乱中的中国童年
张忠谋出生时,中国正处于灾难的边缘。日本帝国正在入侵中国,而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也日益激烈。战争深刻影响了张忠谋对生存和竞争的理解。
到18岁时,他已经换过10所学校。有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在广州担任银行经理。但当日本开始轰炸广州时,全家逃往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香港一度成为一个相对平静、有秩序的避难地——直到日本发动对香港的进攻。这时,已经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了。
1942年,张忠谋一家决定冒险穿越战线,前往尚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内地。这次逃亡持续了50多天。一路上,日军炮击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张忠谋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最终,他们抵达重庆——当时抗战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
教育、雄心与父亲的压力
张忠谋进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寄宿学校。他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家庭关系,完全凭借自己的成绩被录取。年轻时,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父亲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张忠谋在自传中回忆,父亲对他说:“你会饿肚子的。”他的父亲认为,工程技术才是未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重庆陷入狂欢。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随后继续陷入激烈的内战。张忠谋很清楚,自己在中国已经看不到未来。于是,全家再次逃往香港。也正是在香港,张忠谋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一位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授的叔叔建议他申请哈佛大学。
远赴美国
张忠谋被哈佛录取。
1948年,他登上飞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漫长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也从未计划离开这么久。未来笼罩在不确定之中。我怎么可能不感到悲伤?”
来到美国之后,张忠谋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自由、民主,以及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努力工作,你就可以成功。”
在哈佛,他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擅长物理和数学。虽然刚开始学习英语时,他读《荷马史诗》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后来他的英语越来越好,甚至开始用英语思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忠谋已经不可能现实地返回家乡。对于像他这样的中国移民而言,工程技术成为一条务实的未来道路。于是,他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专攻机械工程。
他的父母只能负担他一年的学费。因此,他依靠奖学金,同时替教授做计算工作,并靠打字等兼职工作维持生活。他的父亲47岁时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MBA学位,但并没有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后来只能经营一家小店勉强维持生计。
父母所有未实现的期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孩子身上。张忠谋完成学士学位、结婚并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把目标锁定在当时许多华人移民眼中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上:博士学位。但一场考试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MIT的一次失败改变了一切
博士资格考试击垮了张忠谋。第一次考试失败时,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过。
但第二次,他再次失败。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我的自信在一瞬间消失了。”然而,当时看似毁灭性的失败,后来却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如果当年博士资格考试成功,他很可能会留在学术界。那么,他也许永远不会进入半导体行业。多年以后,张忠谋回头看待这次失败时,反而把它称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改变人生的工作机会
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张忠谋进入了职场。仅仅两个月之内,他就拿到了4份工作邀请。
第一份来自一家机床制造商,但薪水太低。第二份来自工业企业Metals and Controls,但张忠谋觉得公司总裁过于专制。第三份是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研发职位。
然后,还有第四份。一家名为Sylvania的电子公司刚刚建立了一座新的实验室,专门研究一种张忠谋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晶体管(Transistor)。晶体管是每一块微芯片的基本组成单元。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微小的、由电流控制的开关,可以让电流打开或关闭。每一个晶体管的尺寸都极其微小,比人的头发丝细1万到2万倍。一块电脑芯片上,可以容纳数十亿个晶体管。而这些晶体管,是人类迄今制造过的最复杂、最精密的产品之一。
这个世界,是由那些真正深入理解事物运行原理的人一步步创造出来的。
一美元的决定
张忠谋最初倾向于选择福特。毕竟,福特稳定、有声望,也相对安全。但福特给他的月薪比Sylvania少1美元:479美元,而不是480美元。
张忠谋打电话试图协商薪水时,福特公司的招聘人员直接拒绝了他:“我们不讨价还价。公司已经决定了你的薪水。如果你想加入,就来。如果不想来,那就再见。”张忠谋非常不喜欢这种态度。于是,他选择了Sylvania。
仅仅因为1美元,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
艰难学习晶体管
进入Sylvania之后,张忠谋开始自学半导体领域的一切知识。
每天晚上,他都认真研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半导体中的电子与空穴》(Electrons and Holes in Semiconductors)。这本书对他来说极其困难。他每天只能读两页。但他的目标不是快速读完,而是彻底理解,不走捷径。
半导体行业需要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速度,而是纪律。在Sylvania,张忠谋主要研究锗晶体管。锗比硅更容易加工,但从根本上来说,性能却不如硅。当时整个行业几乎都在使用锗。
但有一家位于达拉斯的小公司除外。那就是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当时,德州仪器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硅晶体管。硅是一种性能远胜于锗的材料,但当时大多数公司都认为,硅太难制造。张忠谋最终升任Sylvania研发部门的负责人。但他已经看出,公司正在逐渐落后。
他始终没有忘记半导体部门总经理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Sylvania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生产能够销售的东西,也无法销售我们能够生产的东西。”张忠谋后来表示,从那以后,他一直努力避免陷入这种困境。当德州仪器出现机会时,张忠谋毫不犹豫。
加入德州仪器
1958年,张忠谋加入德州仪器。在那里,他对一群年轻、有抱负、极度拼搏的工程师印象深刻,其中大多数人还不到40岁。张忠谋很快被委以重任,负责解决半导体行业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提高晶体管质量。
他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良率(yield)——芯片制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所谓“良率”,就是最终制造出来的产品中,有多少芯片能够真正成为合格、可使用的芯片。良率越高,制造成本就越低。张忠谋成功完成了任务,并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声誉:
一个真正深入理解芯片制造的人。
当公司意识到博士学位将成为他职业生涯向上发展的下一阶梯时,德州仪器把他送到斯坦福大学深造。三年后,他回到公司,再次获得晋升。此后,他的职业生涯一路稳步上升。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CEO梦想的终结
德州仪器开始把重点转向计算器、数字手表以及消费电子产品。
而张忠谋真正热爱的始终是半导体。这意味着,他未来的发展空间正在逐渐缩小。
在公司工作了25年之后,张忠谋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现实的机会成为德州仪器的首席执行官CEO。于是,他辞职了。没有下一份工作等着他。当时,他已经52岁。
改变一切的想法
张忠谋后来短暂担任纽约电子制造商General Instrument的首席运营官,并住进了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但这份工作并没有吸引他。
因为General Instrument的主要业务,是帮助企业进行收购和合并。
真正重要的,是在那段时期他遇到的一个人:
一位拥有激进想法的企业家。
这位企业家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芯片,却不自己制造芯片。
在当时,这个想法几乎闻所未闻。过去,人们认为芯片公司必须同时完成两件事:设计芯片,同时建工厂生产芯片。
但张忠谋意识到:随着技术发展,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正在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而芯片制造所需要的工厂,也越来越昂贵。绝大多数公司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建造这些工厂的成本。这是一个后来彻底改变世界的认识。
未来属于亚洲
此时,张忠谋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级的芯片专家,也因此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注意。
当时的台湾正试图完成一次经济跃迁:从低成本制造业迈向高科技经济。
1973年,台湾政府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目标是学习先进制造技术,并建立台湾自己的半导体产业。1985年,张忠谋成为ITRI负责人。
前往亚洲对他很有吸引力。
早在德州仪器工作期间,他就已经看到了亚洲正在形成的潜力。德州仪器在日本的工厂,生产良率几乎达到美国得州工厂的两倍。于是,公司派张忠谋前往日本调查原因。
他发现,日本工厂的员工流动率明显更低,而且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比美国同行更高。
相比之下,在美国一家工厂的主管职位候选人中,最优秀的一位竟然拥有法国文学学位,却没有任何工程背景。
张忠谋由此认识到:先进制造业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
创建台积电
张忠谋提出了一个当时极其大胆的想法:建立一家完全不自行设计芯片,而专门为其他公司制造芯片的工厂。公司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制造环节。
台湾经济学家、政治家、被誉为“台湾科技产业教父”的李国鼎要求张忠谋把这一想法变成真正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模式。1987年,张忠谋创立台积电(TSMC)。
他的目标,是挑战英特尔和三星等行业巨头。当时,这些巨头仍然采用传统模式:
自己设计芯片,同时自己建厂制造芯片。
张忠谋身上强烈的竞争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战争年代成长的经历。
他曾说:“我经常把台积电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
台积电很快赢得了英特尔这个重要的美国客户。多年之后,又有一家极其重要的公司找上门来。
黄仁勋与英伟达
黄仁勋(Jensen Huang)30岁时,与人共同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英伟达(NVIDIA)。但最开始,他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张忠谋。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封信给张忠谋,询问台积电是否愿意为英伟达制造芯片。张忠谋最终决定给这个年轻人打电话。
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于是答应了合作。英伟达最早取得成功的两款芯片——RIVA 128和RIVA TNT——都是由台积电制造的。
依靠台积电强大的制造能力,英伟达最终成长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
两家公司最初的商业合作,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类似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张忠谋位于台北的办公室里,至今挂着一幅黄仁勋送给他的漫画。漫画上的题词写道:
“您的职业生涯是一件杰作——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与您共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快乐之一。”
台积电成为不可或缺的企业
如今,台积电生产着全球90%以上最先进的芯片。
张忠谋从1987年公司成立开始担任CEO,一直到2005年。但他的继任者领导公司遇Z困难之后,张忠谋在2009年再次出任CEO。当时,他已经78岁。他的任务是重新稳定公司。直到2018年,他才真正彻底退休。
今天,台积电的市值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跻身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之列——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从苹果的M系列芯片,到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芯片,台积电生产着推动现代生活运行的大量核心芯片。
如今,各国政府已经把半导体制造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也开始投入数十亿美元,推动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其中包括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多座晶圆厂。这对于全球最重要的芯片制造企业之一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战略布局。
然而,即使台积电正在扩大台湾以外的生产能力,其最先进的芯片目前仍然主要在台湾生产,美国工厂则计划逐步追赶。
他真正建立的,不只是一家公司
张忠谋不仅仅创建了一家公司。他建立的是一个平台——一个全世界已经无法轻易离开的平台。这正是张忠谋传奇职业生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他52岁时失去了成为CEO的机会,却在后来创造了一家改变全球科技产业格局的公司。一次博士考试的失败、一次仅仅相差1美元的工作选择、一次离开工作25年的决定,以及一个当时看似疯狂的商业模式——这些看似偶然的选择,最终汇聚成了今天的台积电。
有时候,人生最大的失败,恰恰可能是通往最大成功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