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乌衣巷
——金陵散记之一
——金陵散记之一
到了南京,总会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我喜欢这首千古名作,并向往其如画的意境和感叹兴亡之幽情。
我曾三次去南京,都是路过,没有时间打听乌衣巷的所在,留下了遗憾。
1996年春节,我与妻子去南京友人家过年,五天之内对南京的风景名胜作了一次旋风式的“大扫荡”;寻访乌衣巷(朱雀桥在清代已荡然无存。史料上说朱雀桥的位置在中华门内古长乐渡处。)自然成了我游览的重点。
乌衣巷之出典,说法有三。一是说东晋时住在此巷的权臣王导、谢安两家的族人,都喜穿黑衣服,故此巷后名乌衣巷;二是说东吴禁军“乌衣营”的驻地在此巷,故名乌衣巷;三是《六朝事迹类编》中的故事,说谢安年轻时曾在海上航行遇险,漂至乌衣国被好心人救起,并将其女许配给他;后谢安思乡情切,乘“云轩”越洋回建康,到家后,见两只燕子歇在梁上,他随手招之,燕子即飞到他臂上。谢安即取信笺写一小诗系在燕尾,请燕子去乌衣国报平安,诗云:“遇险误到乌衣国,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出无消息,洒泪归风几百回。”
翌年春,这一对燕子又飞回谢家堂前,并衔来一信,信中有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睽违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谢安悲喜之余,便在堂屋的匾额上题上“来燕”两字,“堂前燕”即由此而来。这三种说法,尽管后者是神话,我宁信其真,它充满了美丽的浪漫色彩。
乌衣巷与夫子庙隔秦淮河相望,虽然它和夫子庙对岸的钞库街近在咫尺,但一个外地人要寻访它,颇不容易。秦淮河南岸的小街小巷,大多被幢幢高楼、条条马路所取代,即使大鼎鼎的钞库街(明代大明宝钞的印刷地和储藏处)还保留着一些旧时风貌,也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在钞库街来回走了两三趟,问了几位行人和戴红袖章维持秩序的退休工人,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乌衣巷在。正当心灰意懒之时,我瞥见钞库街12号墙门边挂着一块并不起眼的“南京秦淮民间艺术馆”的牌子。我正欲进门问讯,想不到妻子眼快,她看到了大门口屏风上郑板桥手书的《乌衣巷》诗。售门票的小伙子甚是热情,他不但告诉我将要拆迁的乌衣巷就在穿过对面马路不远处,还让我们在郑板桥的《乌衣巷》诗屏前留影。
虽然小伙子指明了乌衣巷的大方向,但过了马路,我还是无头苍蝇似地乱转一气,仍然寻不到它。我只好请妻子在来燕桥边等我,我一个人去找。我向南走了八九百米,心想和小伙子讲的“不远处”相差太远了,便往回走。快回到来燕桥时,我看到三角街口东侧一建筑工地之东北角有一条小巷,便抱着管它是不是乌衣巷看一看才死心的念头,越过两堆废土,突然眼睛一亮,望见巷口一颓圮的矮墙上有“乌衣巷”三个红漆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不顾脚下积雪结成的冰层滑溜,快步跑了过去,在此墙的矮门楣上,看到了“乌衣巷52号”门牌。看来,这已是乌衣巷的尽头。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辆平板垃圾车停在那里。我拍了张照片,即回到来燕桥边向妻子报喜。
满怀高兴地回到友人家,静下来一想,我又后悔了——寻访乌衣巷还未成功呢!我找到了它,也拍了照片,但除了“要拆迁”之外,对它的现状,我仍无丝毫了解,我还没有与它的居民聊过天,我还未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它,我还没有找到前些年报刊文章中提到过的那口古井。我必须再去一次。
初四一早,我独自一人从乌衣巷52号门口一直往东走,走到巷首处的“白露洲公园”西大门,竟未碰到一个行人。往回走时,遇一老者,我拦住了他,向他问好,并问他家是否就住在此地。
老者见我彬彬有礼,且远道而来,便热情地回答我种种提问。他说他姓万,世居乌衣巷。他告诉我,上半个世纪留下来的老房子,南侧还有一些,已破败不堪,北侧已全部改建过了;现在乌衣巷居民区管辖一千二百余户人家,成了一个包括它附近一些大街小巷的片区。至于那口古井,原在54号门口,前年拆迁53号和54号时,已经填掉,其位置就在52号旁边的三角马路边。
一条普普通通街巷的名字,经历一千六百余年风霜雨雪、天灾人祸而不朽,看来得归功于刘禹锡那首《乌衣巷》小诗。优秀文学作品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三次去南京,都是路过,没有时间打听乌衣巷的所在,留下了遗憾。
1996年春节,我与妻子去南京友人家过年,五天之内对南京的风景名胜作了一次旋风式的“大扫荡”;寻访乌衣巷(朱雀桥在清代已荡然无存。史料上说朱雀桥的位置在中华门内古长乐渡处。)自然成了我游览的重点。
乌衣巷之出典,说法有三。一是说东晋时住在此巷的权臣王导、谢安两家的族人,都喜穿黑衣服,故此巷后名乌衣巷;二是说东吴禁军“乌衣营”的驻地在此巷,故名乌衣巷;三是《六朝事迹类编》中的故事,说谢安年轻时曾在海上航行遇险,漂至乌衣国被好心人救起,并将其女许配给他;后谢安思乡情切,乘“云轩”越洋回建康,到家后,见两只燕子歇在梁上,他随手招之,燕子即飞到他臂上。谢安即取信笺写一小诗系在燕尾,请燕子去乌衣国报平安,诗云:“遇险误到乌衣国,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出无消息,洒泪归风几百回。”
翌年春,这一对燕子又飞回谢家堂前,并衔来一信,信中有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睽违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谢安悲喜之余,便在堂屋的匾额上题上“来燕”两字,“堂前燕”即由此而来。这三种说法,尽管后者是神话,我宁信其真,它充满了美丽的浪漫色彩。
乌衣巷与夫子庙隔秦淮河相望,虽然它和夫子庙对岸的钞库街近在咫尺,但一个外地人要寻访它,颇不容易。秦淮河南岸的小街小巷,大多被幢幢高楼、条条马路所取代,即使大鼎鼎的钞库街(明代大明宝钞的印刷地和储藏处)还保留着一些旧时风貌,也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在钞库街来回走了两三趟,问了几位行人和戴红袖章维持秩序的退休工人,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乌衣巷在。正当心灰意懒之时,我瞥见钞库街12号墙门边挂着一块并不起眼的“南京秦淮民间艺术馆”的牌子。我正欲进门问讯,想不到妻子眼快,她看到了大门口屏风上郑板桥手书的《乌衣巷》诗。售门票的小伙子甚是热情,他不但告诉我将要拆迁的乌衣巷就在穿过对面马路不远处,还让我们在郑板桥的《乌衣巷》诗屏前留影。
虽然小伙子指明了乌衣巷的大方向,但过了马路,我还是无头苍蝇似地乱转一气,仍然寻不到它。我只好请妻子在来燕桥边等我,我一个人去找。我向南走了八九百米,心想和小伙子讲的“不远处”相差太远了,便往回走。快回到来燕桥时,我看到三角街口东侧一建筑工地之东北角有一条小巷,便抱着管它是不是乌衣巷看一看才死心的念头,越过两堆废土,突然眼睛一亮,望见巷口一颓圮的矮墙上有“乌衣巷”三个红漆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不顾脚下积雪结成的冰层滑溜,快步跑了过去,在此墙的矮门楣上,看到了“乌衣巷52号”门牌。看来,这已是乌衣巷的尽头。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辆平板垃圾车停在那里。我拍了张照片,即回到来燕桥边向妻子报喜。
满怀高兴地回到友人家,静下来一想,我又后悔了——寻访乌衣巷还未成功呢!我找到了它,也拍了照片,但除了“要拆迁”之外,对它的现状,我仍无丝毫了解,我还没有与它的居民聊过天,我还未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它,我还没有找到前些年报刊文章中提到过的那口古井。我必须再去一次。
初四一早,我独自一人从乌衣巷52号门口一直往东走,走到巷首处的“白露洲公园”西大门,竟未碰到一个行人。往回走时,遇一老者,我拦住了他,向他问好,并问他家是否就住在此地。
老者见我彬彬有礼,且远道而来,便热情地回答我种种提问。他说他姓万,世居乌衣巷。他告诉我,上半个世纪留下来的老房子,南侧还有一些,已破败不堪,北侧已全部改建过了;现在乌衣巷居民区管辖一千二百余户人家,成了一个包括它附近一些大街小巷的片区。至于那口古井,原在54号门口,前年拆迁53号和54号时,已经填掉,其位置就在52号旁边的三角马路边。
一条普普通通街巷的名字,经历一千六百余年风霜雨雪、天灾人祸而不朽,看来得归功于刘禹锡那首《乌衣巷》小诗。优秀文学作品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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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散记之二
——金陵散记之二
到了南京,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门口高竖一十字架式的纪念碑,上有“300000”六个阿拉伯字,触目惊心;在离大门二三十米处的一堵古铜色照壁上,镌刻着描写南京毁灭的《狂雪》一诗。纪念馆西起江东门,东到莫愁新村,北至汉中西路,南连茶士亭街,占地极广。其主体工程,是一座宽敞的展厅和一座一半在地下的墓道式的死难者遗骨陈列馆;空旷的广场似江渚河滩,铺满白色卵石;道路就在卵石滩间迂回延伸,每一拐角处,都有一巨石,分别刻着“草鞋峡死难57400余人”、“汉中门死难3000余人”、“中山码头死难5000余人”、“海淀鱼雷营死难90000余人”、“下关死难5000余人”、“烧炭港死难3000余人”……卵石滩上寸草不生,只有一枯树和一石雕女像,一派“抢光、烧光、杀光”之浩劫景象。
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在这里徘徊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心情沉重。看着照片上那些用铁丝捆绑着双手,羊群似地被赶向屠场的同胞,看着照片上那一颗颗被砍下的头颅,看着照片上那燃烧的房子和被奸淫后遭惨杀的妇女,看着照片上那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兵得意忘形的嘴脸,想起近年来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采取掩盖和美化的那股逆流,特别是1994年5月,那个当过侵华日军大尉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胡说南京大屠杀“纯属子虚乌有”(庄按:此人讲这混账话不久,即“引咎辞职”下台)。我真想请这个当年的皇军大尉来这里看看,南京大屠杀到底是“子虚乌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寇攻占。成千上万的中国兵俘虏和平民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屠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杀人数目达三十万之多!期间,还有两万多名妇女遭强奸后被杀害,其野蛮、暴虐、残酷的程度,中外战争史上罕见,连日本的盟友德国政府也感到震惊。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写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称: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日本整个的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1938年1月17日,美国截获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大使斋滕博的电文,电文中承认日军在南京杀了30万“俘虏”(此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1995年10月,美籍华人张纯如小姐将英文复印件送给南京“大屠杀”展馆)。
其实,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久,中外舆论就已披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展厅里有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写的书,有中国记者、西方记者和从南京逃出去的中国军人写的书,还有外国人拍的照片和记录电影胶带。
只要看看这些报道和书籍的名字,就可想见其内容:《陷京三月记》《陷都血泪录》《南京的毁灭》《南京战祸写真》《活着的士兵》《私记南京的虐杀》……这些字里行间充满血泪的纪实作品,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一二个月里,陆续在国内外报刊甚至日本的报刊上刊出。正由于这些暴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舆论压力,1938年2月,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八十余名将佐调离南京。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据199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战争中造成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20亿美元。另据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当时全国11.4亿亩耕地中,6亿亩遭破坏;2300万头耕牛中,损失八百多万头。至于战争给东南沿海工业基础的严重破坏,更无法用数字计算。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宽大为怀,“相逢一笑泯恩仇”。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按说,对中国的绅士风度,日本应该领情。可是近十多年中,日本国内篡改历史、否定侵略之风几度迭起,“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问题等屡成热点。
究其原因,我以为“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侵略罪行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投降后,被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5423人,只有4226人被判刑;还有许多该起诉的未被起诉,该被判刑的未被判刑;最典型的是大战犯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竟于1949年1月26日宣布将其“无罪释放”,并即于1月30日将他连同在押的259名战犯送回日本;即使被判了刑的,也在1949年至1950年初提前释放了;被整肃的21万军国主义要员,到1951年,除了5700人之外,其余的也先后被释放了,许多犯有侵略罪行的人,重返军界、政界和财界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大放厥词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战争时就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所以,“大东亚共荣”论、“远东法庭审判非法”论、“抵抗白人侵略”论、“解放殖民地”论和“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谬论,在日本政界、学界和社会上均有市场。
其实,日本国内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奇谈怪论并不可怕,因为历史是铁定了的,难于篡改。值得担心的,倒是我们自己的健忘或不愿正视历史。但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如一座警钟,时刻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30万冤魂。(1996.3.16)
纪念馆门口高竖一十字架式的纪念碑,上有“300000”六个阿拉伯字,触目惊心;在离大门二三十米处的一堵古铜色照壁上,镌刻着描写南京毁灭的《狂雪》一诗。纪念馆西起江东门,东到莫愁新村,北至汉中西路,南连茶士亭街,占地极广。其主体工程,是一座宽敞的展厅和一座一半在地下的墓道式的死难者遗骨陈列馆;空旷的广场似江渚河滩,铺满白色卵石;道路就在卵石滩间迂回延伸,每一拐角处,都有一巨石,分别刻着“草鞋峡死难57400余人”、“汉中门死难3000余人”、“中山码头死难5000余人”、“海淀鱼雷营死难90000余人”、“下关死难5000余人”、“烧炭港死难3000余人”……卵石滩上寸草不生,只有一枯树和一石雕女像,一派“抢光、烧光、杀光”之浩劫景象。
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在这里徘徊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心情沉重。看着照片上那些用铁丝捆绑着双手,羊群似地被赶向屠场的同胞,看着照片上那一颗颗被砍下的头颅,看着照片上那燃烧的房子和被奸淫后遭惨杀的妇女,看着照片上那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兵得意忘形的嘴脸,想起近年来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采取掩盖和美化的那股逆流,特别是1994年5月,那个当过侵华日军大尉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胡说南京大屠杀“纯属子虚乌有”(庄按:此人讲这混账话不久,即“引咎辞职”下台)。我真想请这个当年的皇军大尉来这里看看,南京大屠杀到底是“子虚乌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寇攻占。成千上万的中国兵俘虏和平民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屠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杀人数目达三十万之多!期间,还有两万多名妇女遭强奸后被杀害,其野蛮、暴虐、残酷的程度,中外战争史上罕见,连日本的盟友德国政府也感到震惊。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写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称: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日本整个的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1938年1月17日,美国截获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大使斋滕博的电文,电文中承认日军在南京杀了30万“俘虏”(此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1995年10月,美籍华人张纯如小姐将英文复印件送给南京“大屠杀”展馆)。
其实,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久,中外舆论就已披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展厅里有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写的书,有中国记者、西方记者和从南京逃出去的中国军人写的书,还有外国人拍的照片和记录电影胶带。
只要看看这些报道和书籍的名字,就可想见其内容:《陷京三月记》《陷都血泪录》《南京的毁灭》《南京战祸写真》《活着的士兵》《私记南京的虐杀》……这些字里行间充满血泪的纪实作品,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一二个月里,陆续在国内外报刊甚至日本的报刊上刊出。正由于这些暴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舆论压力,1938年2月,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八十余名将佐调离南京。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据199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战争中造成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20亿美元。另据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当时全国11.4亿亩耕地中,6亿亩遭破坏;2300万头耕牛中,损失八百多万头。至于战争给东南沿海工业基础的严重破坏,更无法用数字计算。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宽大为怀,“相逢一笑泯恩仇”。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按说,对中国的绅士风度,日本应该领情。可是近十多年中,日本国内篡改历史、否定侵略之风几度迭起,“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问题等屡成热点。
究其原因,我以为“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侵略罪行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投降后,被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5423人,只有4226人被判刑;还有许多该起诉的未被起诉,该被判刑的未被判刑;最典型的是大战犯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竟于1949年1月26日宣布将其“无罪释放”,并即于1月30日将他连同在押的259名战犯送回日本;即使被判了刑的,也在1949年至1950年初提前释放了;被整肃的21万军国主义要员,到1951年,除了5700人之外,其余的也先后被释放了,许多犯有侵略罪行的人,重返军界、政界和财界任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1987年大放厥词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战争时就任过内务省特高课课长……所以,“大东亚共荣”论、“远东法庭审判非法”论、“抵抗白人侵略”论、“解放殖民地”论和“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谬论,在日本政界、学界和社会上均有市场。
其实,日本国内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奇谈怪论并不可怕,因为历史是铁定了的,难于篡改。值得担心的,倒是我们自己的健忘或不愿正视历史。但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如一座警钟,时刻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30万冤魂。(1996.3.16)
可敬的歌妓
——金陵散记之三
——金陵散记之三
看够了夫子庙的热闹,我们登上横跨秦淮河的文德桥看了一会风景,便朝桥南走去。桥南是一条和秦淮河平行的小街,即大名鼎鼎的钞库街。街上行人稀少,路面仍然雪盖冰封。
我们趔趄着朝西散步,打算从西面不远处那个桥(来燕桥)上绕回夫子庙。
想不到,我们走了不到两百步,眼睛突然一亮——看到一座粉墙石库门大院的门楣上,赫然写着“李香君故居”五个红字,门牌为“钞库街38号”。顿时,我想起了孔尚任的《桃花扇》,想起了“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情浓何处消”的诗句。
一时间,李香君、侯方域、苏昆生、柳敬亭、杨龙友以及马士英、阮大铖等角色,在脑海里乱转。
黑漆墙门紧闭着。我想,里面无非是一些假古董或几个蜡像而已。因为《桃花扇•余韵•哀江南》中写得明白:“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过境迁,不看也罢。
尽管这么想,这意外的发现,还是挺诱人的。这座高墙大院后墙靠秦淮河,还有一扇边门开在西面来燕桥的桥堍。这门其实是一爿饮食店的门面——“媚香楼餐厅”。问开票的小姐,她说进去吃饭不用买参观卷;若不吃饭,门票3元,我俩便购票而入。
这“媚香楼”(李香君故居的楼名)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可用雕楼画栋四个字来形容,由一、二两进平房和第三进两层楼房组成。院内圆门漏窗、厅堂书房、梅竹芭蕉、假山水池,清丽典雅。院子后面还有一条石砌地下甬道通到后门外的河埠头。据介绍,此楼并非李香君真正的故居媚香楼,而是清代一袁姓道台之旧宅,是秦淮河边清代留下来保存最好的一座宅院,1989年重新修茸、装潢后,权充“李香君故居”供游人凭吊。李香君住过的媚香楼,在离它不远处的大石坝街54号(已拆掉)。本世纪初,在那里曾发现过一块“媚香楼”石碣。
第三进楼下已成了豪华的餐厅。上得楼去,是三个房间,依次为李香君的书房、卧室和琴房。琴房里,有李香君和侯方域的蜡像,无非演绎才子佳人相会的故事。
李香君以《桃花扇》名垂青史。《桃花扇》是一部以李香君和侯方域恋情为主线的爱情悲剧,但由于其所写的29个人物全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写的弘光小朝廷登基、覆亡和史可法保卫扬州等历史事件全是真事,因此,完全可以作为南明王朝的兴亡史来读的,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也。李香君虽是一个风尘女子,在种种利诱威胁面前,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和侯方域结婚时,当她问清侯方域丰厚的聘礼原是奸臣阮大铖所赠,即却奁明志,“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在她与侯方域新婚后即劳燕分飞,三年不知音讯,阮大铖怂恿马士英逼迫李香君嫁给高官田仰时,便不惜血溅诗扇,以死抗争,一心为侯方域守节;当她被作为歌女应征进入弘光后院时,就借唱曲,把阮大铖、马士英和弘光之流骂得狗血喷头,“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从李香君的这些话语里,不难看出她的政治态度:同情和东林党有联系的复社文人,痛恨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魏忠贤徒子徒孙。正因为这样,她嫁给复社文人侯方域,并以死为他守节,有了更为崇高的意义。
在民族危亡关头,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的。李香君这个生活底层的歌妓,能经历三百余年历史浪涛冲洗,仍光采照人,固然是由于孔尚任《桃花扇》的褒扬,但正是因为她有值得褒扬之处——凛然的正气、高贵的人品。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虽然羊脂球是个人皆可夫的法国妓女,但在外敌入侵,胜利者普鲁士军官要她伴睡时,她却坚决拒绝,而和她同行的那些伯爵、伯爵夫人、资本家等“上等人”却为了个人的私利,千方百计“开导”她作出牺牲。相比之下。谁高贵,谁下贱,不是一目了然吗。 (1996.3)
我们趔趄着朝西散步,打算从西面不远处那个桥(来燕桥)上绕回夫子庙。
想不到,我们走了不到两百步,眼睛突然一亮——看到一座粉墙石库门大院的门楣上,赫然写着“李香君故居”五个红字,门牌为“钞库街38号”。顿时,我想起了孔尚任的《桃花扇》,想起了“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情浓何处消”的诗句。
一时间,李香君、侯方域、苏昆生、柳敬亭、杨龙友以及马士英、阮大铖等角色,在脑海里乱转。
黑漆墙门紧闭着。我想,里面无非是一些假古董或几个蜡像而已。因为《桃花扇•余韵•哀江南》中写得明白:“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过境迁,不看也罢。
尽管这么想,这意外的发现,还是挺诱人的。这座高墙大院后墙靠秦淮河,还有一扇边门开在西面来燕桥的桥堍。这门其实是一爿饮食店的门面——“媚香楼餐厅”。问开票的小姐,她说进去吃饭不用买参观卷;若不吃饭,门票3元,我俩便购票而入。
这“媚香楼”(李香君故居的楼名)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可用雕楼画栋四个字来形容,由一、二两进平房和第三进两层楼房组成。院内圆门漏窗、厅堂书房、梅竹芭蕉、假山水池,清丽典雅。院子后面还有一条石砌地下甬道通到后门外的河埠头。据介绍,此楼并非李香君真正的故居媚香楼,而是清代一袁姓道台之旧宅,是秦淮河边清代留下来保存最好的一座宅院,1989年重新修茸、装潢后,权充“李香君故居”供游人凭吊。李香君住过的媚香楼,在离它不远处的大石坝街54号(已拆掉)。本世纪初,在那里曾发现过一块“媚香楼”石碣。
第三进楼下已成了豪华的餐厅。上得楼去,是三个房间,依次为李香君的书房、卧室和琴房。琴房里,有李香君和侯方域的蜡像,无非演绎才子佳人相会的故事。
李香君以《桃花扇》名垂青史。《桃花扇》是一部以李香君和侯方域恋情为主线的爱情悲剧,但由于其所写的29个人物全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写的弘光小朝廷登基、覆亡和史可法保卫扬州等历史事件全是真事,因此,完全可以作为南明王朝的兴亡史来读的,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也。李香君虽是一个风尘女子,在种种利诱威胁面前,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和侯方域结婚时,当她问清侯方域丰厚的聘礼原是奸臣阮大铖所赠,即却奁明志,“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在她与侯方域新婚后即劳燕分飞,三年不知音讯,阮大铖怂恿马士英逼迫李香君嫁给高官田仰时,便不惜血溅诗扇,以死抗争,一心为侯方域守节;当她被作为歌女应征进入弘光后院时,就借唱曲,把阮大铖、马士英和弘光之流骂得狗血喷头,“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从李香君的这些话语里,不难看出她的政治态度:同情和东林党有联系的复社文人,痛恨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魏忠贤徒子徒孙。正因为这样,她嫁给复社文人侯方域,并以死为他守节,有了更为崇高的意义。
在民族危亡关头,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的。李香君这个生活底层的歌妓,能经历三百余年历史浪涛冲洗,仍光采照人,固然是由于孔尚任《桃花扇》的褒扬,但正是因为她有值得褒扬之处——凛然的正气、高贵的人品。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虽然羊脂球是个人皆可夫的法国妓女,但在外敌入侵,胜利者普鲁士军官要她伴睡时,她却坚决拒绝,而和她同行的那些伯爵、伯爵夫人、资本家等“上等人”却为了个人的私利,千方百计“开导”她作出牺牲。相比之下。谁高贵,谁下贱,不是一目了然吗。 (1996.3)
中山陵两件事
——金陵散记之四
——金陵散记之四
巍峨的中山陵,安眠着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这是凡到南京的人们都要去瞻仰的地方,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三千年帝制从此一扫而尽,尽管此后的岁月里还有几个小丑在做皇帝梦。
我已经第四次到中山陵了。每次到中山陵来,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件事来。于是,飒飒松风,也就化成了堂堂男子汉的唏嘘哀号。
这两件事,曾震惊中外,将长留青史。一是国民党中将续范亭为争抗日,在中山陵剖腹明志;二是三百余国军将领感待遇不公,在中山陵集体哭陵。
续范亭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率军晋北起义,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1935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之时,他多次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无效,又一次来到南京向蒋介石面谏,要求抵御日寇侵略。他的赤胆忠心,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悲痛之余,他决心用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唤醒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当权者。12月16日,续范亭全身戎装,迎着寒风,只身来到中山陵,走完392级台阶,在中山先生灵堂前,向中山先生遗像哭诉,写下绝命诗后,即拔出佩剑,向自己的腹部猛刺一刀。他的绝命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像,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腆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以及血洒中山陵的爱国之举,虽震惊世界,但并不能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幸喜剑刃未伤及要害,且抢救及时,续范亭未白白牺牲。康复后,他自己也感到“愧我空流一点血,依然国难又深秋”、“倭寇由来多猖獗,何人继起振家邦”,认识到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尽此一报”。1940年后他长居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参与对日作战的筹划,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三百余名国民党将级军官的哭陵事件发生在1947年3月19日上午。这批少将、中将级军官系“中央训练团”成员。当年2月中旬,该团的少将陈天民病逝,其妻拖儿带女无资安葬丈夫,全体同学资助她办完丧事后,兔死狐悲想想自己前程渺茫,便商定在“中央训练团”解散前去中山陵公祭孙中山先生,以表忠心。
不料祭文读完,陈天民遗孀领着三个孩子跪下来向众位叔叔伯伯叩头致谢。她的哭泣,引起了在场将官们的共鸣,于是,这些身经百战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开始眼圈发红,继而低声呜咽,最后竟号啕大哭。次日,首都各报刊出“哭陵”新闻,舆论大哗,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
假如说,续范亭在中山陵以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尸谏”方式促蒋抗日未成和一年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 ”逼蒋抗日成功,说明了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住这个真理;
那么,1947年春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已预示着蒋介石的众叛亲离和蒋政权的分崩离析。(1969.3.)
作者介绍:莊江月,祖籍浙江海宁,三衢大地文化名人记者。他是已故孔子75代嫡长孙孔祥楷先生的挚友,常相交往,亲授采访,负责编写 “孔氏南宗家庙纪事”一书,是当今衢州研究南府孔庙历史的顶级专家。莊先生退休前曾是“衢州日报” 主任编辑,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数百万字的采访报道,出版了《闪光的路》《晨钟暮鼓》《暮鼓晨钟》《闲去野鹤行踪》《集外余文》《劳碌斋随笔》《这就是衢州》等九部大作,参与编撰《弘一法师与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纪事》和《衢州南孔祭礼》等。
我已经第四次到中山陵了。每次到中山陵来,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件事来。于是,飒飒松风,也就化成了堂堂男子汉的唏嘘哀号。
这两件事,曾震惊中外,将长留青史。一是国民党中将续范亭为争抗日,在中山陵剖腹明志;二是三百余国军将领感待遇不公,在中山陵集体哭陵。
续范亭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率军晋北起义,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1935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之时,他多次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无效,又一次来到南京向蒋介石面谏,要求抵御日寇侵略。他的赤胆忠心,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悲痛之余,他决心用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唤醒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当权者。12月16日,续范亭全身戎装,迎着寒风,只身来到中山陵,走完392级台阶,在中山先生灵堂前,向中山先生遗像哭诉,写下绝命诗后,即拔出佩剑,向自己的腹部猛刺一刀。他的绝命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像,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腆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以及血洒中山陵的爱国之举,虽震惊世界,但并不能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幸喜剑刃未伤及要害,且抢救及时,续范亭未白白牺牲。康复后,他自己也感到“愧我空流一点血,依然国难又深秋”、“倭寇由来多猖獗,何人继起振家邦”,认识到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尽此一报”。1940年后他长居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参与对日作战的筹划,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三百余名国民党将级军官的哭陵事件发生在1947年3月19日上午。这批少将、中将级军官系“中央训练团”成员。当年2月中旬,该团的少将陈天民病逝,其妻拖儿带女无资安葬丈夫,全体同学资助她办完丧事后,兔死狐悲想想自己前程渺茫,便商定在“中央训练团”解散前去中山陵公祭孙中山先生,以表忠心。
不料祭文读完,陈天民遗孀领着三个孩子跪下来向众位叔叔伯伯叩头致谢。她的哭泣,引起了在场将官们的共鸣,于是,这些身经百战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开始眼圈发红,继而低声呜咽,最后竟号啕大哭。次日,首都各报刊出“哭陵”新闻,舆论大哗,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
假如说,续范亭在中山陵以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尸谏”方式促蒋抗日未成和一年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 ”逼蒋抗日成功,说明了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住这个真理;
那么,1947年春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已预示着蒋介石的众叛亲离和蒋政权的分崩离析。(19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