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生。这个专业是新开的，当时只招了两个人。因为与专业有关，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中心 “2000年中国乡镇发展” 项目组。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头脑风暴和研究写作。
这个课题组有6个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建设部、农业部等部门，都是跟城镇经济发展有关的学者。组长是胡必亮，湖北人，当时是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研究员，后来又到北师大，是北师大“一带一路”研究院的院长。去年不幸早逝了。
这个课题组有6个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建设部、农业部等部门，都是跟城镇经济发展有关的学者。组长是胡必亮，湖北人，当时是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研究员，后来又到北师大，是北师大“一带一路”研究院的院长。去年不幸早逝了。
1987年于中央党校，右一是项目组协调人胡必亮，右二是本文作者，右三是中央党校的叶老师，右四是农业部干部学院的周老师中央党校参加本课题组的是一位姓叶的青年教师，后来任职某省社科院。他作为东道主，安排课题组住进中央党校。那儿真是个好地方，环境优雅，大门对面就是颐和园北宫门。那时颐和园的门票是三毛钱，早上很早就开门，八点以前不收费。我每天早上都会从颐和园后山经四大部州跑到山顶佛香阁，然后再跑回党校。
课题组每天上午开神仙会，就中国乡镇2000年后的发展趋势和应对方针, 讨论并发表各自观点。当时中国大陆有29个省市自治区（后来又加入了海南，重庆和港澳，现在共有33个省级行政区）。每个省区平均约有十多个地区和市，每个地区市又管理着十几个县级单位，每个县又有十几个乡镇。全国大约有5万多个乡镇。八十年代中国的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不到30%，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我相信很多专家那时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会发展的如此迅速，现在已有将近70%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这才仅仅过了40年时间。
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是这几万个乡镇在改革的大潮中，怎样通过调整数量和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并提高效率，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通俗点说，就是基层行政单位太多了，而且农村人口也在不断流失，却要养一大批乡镇干部并占据一大片优良土地作为办公场所。至于怎么裁撤合并，是根据人口多少，管理范围，还是经济能量，地理位置。我们课题组要给有关领导部门提供一些改革思路。
顺便说一下，乡和镇在行政管理上是有区别的。按城市化标准，镇是最小或最基层的“城”级群落，所以也叫小城镇，纳入国家城镇人口的管理范畴。而乡则是计入农村的统计范围。换句话说，乡上住户大多不是城镇户口，需要每天抗着锄头下地种田的。而镇上居民则可以穿着制服和皮鞋吃商品粮。当然，这是40年以前的情况。
我在2000年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曾跑过几个省的乡镇，发现很多地方的乡镇机构确实被合并裁撤。望着那一片片人去楼空曾经的乡镇政府所在地，很有一些感慨。不知这些被裁撤的乡镇，跟我们几十年以前向国家提交的乡镇发展报告有没有关系。
在党校，课题组的下午是成员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回家或回原单位，只要别耽误了自己手里的那部份工作。我的研究生院是在机场路边上的大山子地区，从东到西骑车要一个半小时多，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夏天太热了跑不起。所以每天下午，我就在党校招待所挥汗如雨地写分给自己的那几部分附属报告，那会儿也没空调，时间长了稿纸都会湿透。
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需要爬几天的格子。但是随着那些文字材料的出炉，成就感还是很强的。后来这些文章分别被江西社会科学，天府论坛，经济学周报等报刊发表。每次收到发稿通知的时候，还有一两百块钱的稿费。那会儿的稿费都很低，一篇经济学论文的稿费仅够吃饭。
在党校的晚饭后时间，经常和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打篮球。有一次，篮球滚到球场旁边一些正在散步的中年人脚下。于是我对他们喊道：师傅，麻烦把球扔过来。我们课题组的党校叶老师听我这么叫，惊讶的看着我说：“你管他们叫师傅啊？这些人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出去以后都是一方大员！” 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做过知青，78年考大学前又在工厂当过几年学徒。周围都是我的师傅辈，习惯了工厂的称呼，觉得叫师傅是一种很亲切并自然的行为。那会儿还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老师”。
8月底，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工作, “2000年中国乡镇发展报告” 完成了。胡必亮是个快手，一篇几万字的主报告一周就完成了，文章写的漂亮而且逻辑性很强。9月初我的研究生院也开学了，我也要回去继续完成我的学业。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毕业论文 “我国城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思考” 有很大的帮助。
1988年，我们的这份 “2000年中国乡镇发展报告” ，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二等奖。后来，胡必亮还把几百块钱的奖金送到我在北京的家里。那时我已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