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被称为“智慧老人”、当代中国人的骄傲。50岁之前，他是银行家和金融学家；50岁至85岁，他是语文学家；85岁至112岁，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启蒙学者。在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他不为利趋、不为名往，洞见历史，思考人生，给后生以智慧和力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曾以孔子名言“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评价周有光。人生百岁如今并不稀奇，然而这位老人堪以智、仁、勇的精神作为生命的落脚点，确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奇葩。
跨世纪的传奇人物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曾用名周耀、周耀平，家中排行第六。年轻时他曾患过肺疾和忧郁症，算命先生说他阳寿不超过35岁，结果他活过了三个35岁，112岁寿终。别人说算命先生骗钱，他却幽默地说因为上帝把他忘掉了。50岁那年他由上海调入北京，借改行之机，改名周有光，以此作为对人生分水岭的一种特殊纪念。有人说他的名字源于《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命令‘要有光’”，他自己说是来源于60岁当上进士的明代散文家归有光。
周有光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且传奇。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1925年因五卅惨案发生，他离开圣约翰大学，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回到祖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时间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国家要进行语言文字改革，他从上海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50岁开始改行，他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使得汉字从此有了“音标”，不仅方便当时的国人扫盲，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桥梁。
周有光在工作岗位上时勤勤恳恳，退了休也不闲着，反而开创出了专业之外的另一片新天地。一般学者到了85岁就封笔，因为这个年纪体力和精力开始衰退，思维的敏锐度也大不如从前。但周有光自85岁退休后，不但勤勉如常、笔耕不辍，反而主动改行，把关注的目光从研究字母、拼音、文字和文字史，转到对历史、文化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写作与思考上。他撰写了大量跨学科的随笔，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他的几部代表作都是百岁后推出的，如《百岁新稿》（初版于100岁，修订于105岁）、《周有光语文论集》（102岁）、《朝闻道集》（初版于104岁，109岁出增订版）、《拾贝集》（105岁）、《文化学丛谈》（105岁）、《静思录》（105岁）、《周有光文集》（107岁，全15卷）、《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109岁，上下集）、《逝年流水——周有光百年口述》（109岁）和《常识》（110岁）。其中，《朝闻道集》被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拾贝集》被评为2012年国家级图书奖项“文津奖”十大好书之一。周有光本人还获得“2010年度中华文化人物”和“2010年度魅力人物”荣誉称号。
这些作品与他已出版的30多本语言学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不可比拟的。这些学术性随笔纵论古今，通融中西，评人说事笔墨精粹，从容而随意，冷峻而透彻，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和官话，充溢着智慧、勇气和魅力。难怪同时代的海内外大家都对他盛赞不已。
这位老人还喜欢听别人的批评。他让儿子把读者对他的质疑和诘问收集起来，以便他在以后的文章中予以答复。他对儿子周晓平说：“网上说我好话的材料，你不要打印给我看。”他在《逝年流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尾声中写道：“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正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他的态度是多么真诚，这也是老人留给下一辈的谆谆教诲。
周有光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且传奇。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1925年因五卅惨案发生，他离开圣约翰大学，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回到祖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时间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国家要进行语言文字改革，他从上海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50岁开始改行，他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使得汉字从此有了“音标”，不仅方便当时的国人扫盲，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桥梁。
周有光在工作岗位上时勤勤恳恳，退了休也不闲着，反而开创出了专业之外的另一片新天地。一般学者到了85岁就封笔，因为这个年纪体力和精力开始衰退，思维的敏锐度也大不如从前。但周有光自85岁退休后，不但勤勉如常、笔耕不辍，反而主动改行，把关注的目光从研究字母、拼音、文字和文字史，转到对历史、文化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写作与思考上。他撰写了大量跨学科的随笔，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他的几部代表作都是百岁后推出的，如《百岁新稿》（初版于100岁，修订于105岁）、《周有光语文论集》（102岁）、《朝闻道集》（初版于104岁，109岁出增订版）、《拾贝集》（105岁）、《文化学丛谈》（105岁）、《静思录》（105岁）、《周有光文集》（107岁，全15卷）、《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109岁，上下集）、《逝年流水——周有光百年口述》（109岁）和《常识》（110岁）。其中，《朝闻道集》被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拾贝集》被评为2012年国家级图书奖项“文津奖”十大好书之一。周有光本人还获得“2010年度中华文化人物”和“2010年度魅力人物”荣誉称号。
这些作品与他已出版的30多本语言学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不可比拟的。这些学术性随笔纵论古今，通融中西，评人说事笔墨精粹，从容而随意，冷峻而透彻，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和官话，充溢着智慧、勇气和魅力。难怪同时代的海内外大家都对他盛赞不已。
这位老人还喜欢听别人的批评。他让儿子把读者对他的质疑和诘问收集起来，以便他在以后的文章中予以答复。他对儿子周晓平说：“网上说我好话的材料，你不要打印给我看。”他在《逝年流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尾声中写道：“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正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他的态度是多么真诚，这也是老人留给下一辈的谆谆教诲。
永远的乐天派
周有光一生并不平顺，他和家人在抗战和“文革”期间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为了抗日，他举家搬迁四川，前后辗转了17个住处，入川时20件行李、7口人，出川时只剩下5件行李、4口人。女儿因生病缺医少药，4岁时不幸夭折。重庆遭日军轰炸时，那天他下班后坐滑竿快到住所时，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周围的人都死了，他却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有一回，儿子周晓平肠子被流弹击中，打穿5个孔，留下终身隐患。“文革”时，周有光被批斗后下放宁夏，那时他已64岁，67岁时才返京。
周有光晚年遭受过两次致命打击，一次是97岁时丧妻，一次是110岁时痛失爱子。
2002年8月14日，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93岁。张允和的去世，对周有光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他借用唐朝诗人元稹的诗写道:“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他对朋友说：“老伴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我们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但后来他想起一位哲学家说过的话“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才逐渐走出了这次打击的阴影。他说，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
2015年1月22日，周有光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晓平为人严谨、勤奋、儒雅、热情，是我国知名的大气物理学家。他本人虽然也是名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充当周老的生活服务员和对外联络员，与父亲形影不离。夫人去世后，周有光的日常生活由两位重庆小保姆精心照顾，晓平通常每周去老人的住处陪伴一天，父子间亲密交谈，血肉相连。从夫人大去到晓平离世这段时间，虽然周有光也多次入院医治，但日子总体过得还算平稳。2015年1月22日晓平的离世对周有光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怕他经受不住这一痛彻心扉的打击，亲人们故意向他隐瞒噩耗。多日不见晓平来探望，周有光不时向两位小保姆打听消息，内心焦虑而烦躁，并怀疑晓平已不在人世。眼看实在瞒不住了，2月2日，周有光最亲近的外甥女屠乐勤、毛晓园以及连襟沈从文的儿子沈龙珠和沈虎雏上门一起向他解释。不料周有光却十分平静，劝大家回去休息，不要太担心他，他会像往常一样活下去。
几天后我上门探望，原本想安慰老人，谁料周老却只字不提丧子之事，跟我聊起了欧洲经济衰退、中东和利比亚局势问题。对后来一批批上门探望的人，他也总是说：“不要谈我自己，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他内心虽有隐痛，却不愿向外人表露，他想让自己忘掉家庭的事，而只关心大事、关注未来，关心中国和世界往哪里去。
到了当年夏天，从医院回到家中，周有光对自己疼爱的外甥女毛晓园说：“风暴已经过去，我都好起来了。”并对照顾他的两位保姆说，以后我们就是“三口之家”了。当年1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他让小保姆打电话邀请我和叶芳（《周有光文集》责编）去聊天，对我们说：“恐怖主义是全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国家也要注意。”
虽然从2015年起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心态平稳、生命力顽强，对时事形势仍十分关注并保持乐观。有一次他从病床上苏醒过来，看到周围的亲人，第一句话竟是“乌克兰局势怎样了？” 周老的乐观精神，是饱经沧桑后的睿智，是岁月沉浮后的淡泊。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八个字是周有光为自己的著作《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所加的标题，以此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也是他终身践行的人生哲学（写这八个字时他100岁）。
周有光上大学时主修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只是他的兴趣所在。大学毕业后，他到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知识。27岁时，他考取日本京都大学，原本打算拜著名的经济学家河上肇为师，但当时此人被日本政府关押。周有光不打算为了一张硕士证书滞留日本，就提早回国了。40岁时，他被新华银行派去美国工作，这期间他不可能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只能在工作之余去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选修课程、旁听讲座，晚上则到纽约图书馆看书自修、研究问题，直到10点闭馆才回家。除了提高主业经济学方面的水平，此时他还有意大量搜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资料，为回国后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提供了充实依据。
周有光不只埋首于阅读，而且勤勉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在新华银行任秘书长兼人民银行华东区第二业务处处长；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还与许涤新等人合作创办了当时深受上海经济界欢迎的杂志《经济周报》并为之撰稿。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一生只有一张1927年光华大学校长李石岑签发的学士证书。
1956年，周有光赴京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到北京后，50岁的他等于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只是个小字辈。如果想要脱颖而出，一方面靠他平时的积累，一方面还要发挥他百折不挠的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如果没有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本领，他不可能在众多专家中脱颖而出，也不可能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正是靠着这种自学的精神，他开始在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
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后，他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作为专业工作者，他忽然觉得自己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的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周有光晚年多本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靠他一以贯之的求知、问学的路径——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而推向读者的。尽管他谦虚地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
周有光90多岁后写的文章，我是70岁左右才开始拜读的。我和周有光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由北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光华大学暨附中校友会，会场设在民盟中央大楼内。开会时，张教授和周老夫妇端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他们都是光华老校友。张芝联新中国成立初期任附中校长，而我当时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周有光哲嗣周晓平也是附中校友，2004年开始，我和晓平同时入住五环边上的社区，成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从这时起，周老时常让晓平捎文章和材料给我阅读，我和周老就这样熟识起来。
我最早读到的周老的书是《百岁新稿》。他在自序中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周老的这段至理名言我一直牢记在心，它成为我观察问题、了解历史的座右铭。从那时开始，周老这方面的书我统统找来读，并且要尽量读懂它。可见周老“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精神对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影响。
与周有光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人很多，这对他深有启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周有光就认为他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周有光开始对调入北京改行想不通，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受到胡愈之人格的感染，到北京后更加发奋自学，迅速从外行变成内行。他曾向我们提过多个自学成才的楷模，如光华大学创始人、校长张寿鏞，他从清代学者、淞沪道尹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和现代理财专家；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只念过小学，以创作小说成名，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还靠自学与钻研精神写出了关于中国服饰史和瓷器史的传世之作。在周有光看来，这些事例说明，文凭与学历并不完全代表才干与本事，重要的是要确立终身自学的观念。
“三真”老人，令人折服
2017年1月15日，在周有光去世第二天召开的追思会上，一位媒体人说，周老身上有三个“真”字：真诚、真话、真理。另一位名记者说，周老留给后世一个“真”字。他们两位的评论正是我心目中周老的样子。
真诚做人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逝世的当天下午，中央电视台播出消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今天凌晨去世，享年112岁。”其实，周有光生前曾多次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喜欢别人以“汉语拼音之父”称呼他，他认为这是个虚妄的名头。他曾对《走读周有光》一书的作者陈光中说：
北师大有一个叫《中国教师》的杂志，杂志的主编来访问我，他的题目就叫“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我把它改掉了。改掉之后呢，文章题目就没有“拼音之父”了，文章里面也没有这个话。可是它前面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里有“拼音之父”。“编者按”也没给我看。这样子，这个东西就传出去了。我不喜欢这样子，我不喜欢吹牛。我多做点工作那有什么事啊，因为我是文改会的拼音化研究室主任嘛。工作都是我们大家做的嘛。
他功成不居，不图虚名，老实做人。回首当年往事，对于那些汉语拼音研究先驱者以及曾经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和同事们，他始终赞赏有加。他写过许多纪念他们的文章，被他提及的人物有卢戆章、蔡元培、瞿秋白、倪海曙、叶籁士、胡愈之、罗常培、王力、胡乔木、吴玉章、吕叔湘、魏建功、陈望道……他极少提到自己。
陈光中曾追问周有光：“那你要是给自己定位，你觉得叫什么呢？汉语拼音的……”周有光答道：“汉语拼音制作人之一！有的人说是主要的制作人之一，也可以。”
他的回答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真诚的。因为他始终自认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敢说真话
周有光一生求真务实，不说假话和空话。他说，我不会刻意去说真话，每时每刻只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在他看来，“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有人认为“真话尽量说，假话全不说”，他认为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学者既然以追求真理为本义，为什么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他认为在学理的层次上应该把心中要说的话都说出来，没有什么真话是不可以说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曾有位名人热烈地鼓吹 “国学”，甚至主张“振兴国学，从娃娃抓起”，周有光就明确表示过反对。他指出，“国学”的主心骨离不开儒家的封建性和虚幻性，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要想把儒家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必须彻底洗涤其“阴影”，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儒家文化与国际现代文化有天壤之别，不存在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更不可能有“儒家社会主义”。对有人提出“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推测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说法，他也撰文驳斥。他认为文化上的东西两分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主张各国的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论”。弘扬华夏文化不能离开国际现代文化，决不能变相复古，重演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故伎。他说，当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变成“封建为体，枪炮为用”，彻底失败了。
周有光对一些学术权威反对拼音、汉字简化和古书今译的谬论也给予不留情面的抨击。他指出，利用拼音不是废除汉字，而是帮助汉字。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怎能不依靠拼音来处理信息呢？况且，拼音对中国儿童和外国人学习汉字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还指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古书今译也早已有之，历代都有用当代字体写古书的案例，他觉得“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 。
周有光对国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来都说真话，而且直来直去，一吐为快。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他把自己的真心、真情、真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
探索真理
周有光说，他的一生是认真思考过这个世界的，他写的每一本书都是他思考内容的缩影，他写作的出发点是传播常识。什么叫常识？常识是真相、真实和真理的总和。什么算是真理呢？最简单的说法，真理是今天可以批判它、否定它，明天可以批判它、否定它，但在不断被批判和否定后还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就不能算是真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一定要把真理和信仰区别开来。信仰只需要崇拜和服从，不需要通过“实践、实验、实证”，是无需怀疑、批评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认识。他不盲从前人的观点，把自己关于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观点陈述如下：“ 一、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二、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三、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我把周有光有关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观点，简称为“三分法”。周有光自己也说：“此说简略，便于实用。社会发展没有尽头，科学的历史观不预设最后阶段。”国内不少学者都用“三阶段”论来诠释过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晚清康有为有“三世说”（乱世、昇平世、太平世），100年多前他就主张清廷由开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最后走上宪政民主，他的思想当时是相当新潮的。但他夹在保守派（张之洞）和激进派（谭嗣同）之间很难有所作为。当代的汤一介教授也把人类历史演进轨迹分为三个阶段：（1）前现代社会——专制为体，教化为用；（2）现代社会——自由为体，民主为用；（3）后现代社会——和谐为体，中庸为用。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则主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从三种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把人类社会划分为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社科院的闵家胤教授则把人类社会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游牧社会——工业/信息社会。上述四种观点与周有光的“三分法”虽然近似，但各家有各家的理论渊源和内涵与外延，不宜泛泛而谈。这五家中，周有光、罗荣渠和闵家胤三家是采用生产力标准来划分社会的，康有为和汤一介则是以政治标准来划分社会的。也就是说，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人类历史进程，形成了多维理解。
周有光谈历史发展规律，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来泛泛解释，而是指出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与民主。他说，中国近代三位革命家孙中山、康有为和邓小平都受过孔子“大同”说的启发。周有光自己也选择“大同”说，因为“大同理想”崇高、远大、广博、平易，是精神的支柱。但“大同理想”也有缺点，它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崇高希望，不是发展经济的实际方案。理想白璧无瑕，现实瑕瑜掺杂；理想顺天应人、有利无弊，现实则有利必有弊，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中有理想，脚下也要有现实。他说：“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这即是他心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升腾起的中国梦，大同理想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原动力。
当然，他的探索有待于批评和辩论，更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只有这样才更符合真理的标准。2015年他在一封短信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不断地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永远的遗憾
周有光于2016年12月5日因肺部感染住进北京协和医院，27日出院。出院后，他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但全身代谢都紊乱了。元旦后1月13日是他112岁生日，生日前两天不断有客人上门祝贺，但会面时他几乎不能说话，有时连眼睛也睁不开。13日傍晚起，老人渐渐失去知觉。周有光的义务医疗顾问、解放军301医院专家蒋彦永大夫得知这一情况后，嘱咐家人赶快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于事无补，老人于14日凌晨3时告别了人间。
2016年11月25日，周老去世前40多天，我曾上门请他审阅朋友们为他编写的《穿越世纪之光——周有光画传》的出版说明。我告诉他，这将是三联书店为他出的第11本书。短短四五百字，他几乎看了五分钟。之后，他双手合十，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见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便匆匆告辞了。过去见他，他每次总是让我陪他多说说话，这一回只能用手势和眼神向我告别。我当时觉得，周老该写的早就写完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了。他的神情和仪态显得超然物外，仿佛将会毫无遗憾地走进另一个世界。想不到，他还是留下了一件憾事，使中外文化交流缺失了完美的一页。
事情要从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互联网协会首任理事长胡启恒院士说起。2016年7月，胡院士与全球互联网之父温特•瑟夫（Vint Cerf）会面。会面时，温特主动提起想会见大名鼎鼎的周有光。他动容地说：“我要去北京看望他！尽快！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吗？我期待这次历史性的会见！” 尽管胡启恒院士当时与周有光从未谋面，但她感到责无旁贷，便一口答应：“我一定帮你找到这位老人。”
20世纪80年代初，温特•瑟夫与同伴鲍伯•卡恩共同确定了TCP/IP协议及互联网的基础体系结构，从而开启了互联网在全球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他也因此被誉为“互联网之父”。温特和鲍伯决定对此项技术不申报专利，这意味着他们将放弃这项重大发明专利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他们希望自己的发明能无条件地向全世界开放，无私地造福于全人类。为了表彰他们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克林顿总统于1997年授予他们“美国国家科技奖章”。温特•瑟夫教授下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行动是“星际互联网”计划，即试图通过一种标准协议，链接所有宇宙探测器与空间站的通信设备，以实现火星与地球之间的网络建设。
当年10月，胡院士拜见了周老，向他转达了这位世界级科学巨星对他的敬意并传达了想要会见的请求。周老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不久，胡院士邀请毛晓园、我与中国新闻社资深记者王辛一起商议接待温特博士的细节，并建议他在周老112岁生日后见面。
2017年1月初，即温特从美国启程来京之前，胡院士不无担心地告诉他，周老近来病愈后身体相当虚弱，尽管头脑清醒，但完全没有力气讲话，恐怕无法交流。令她感动的是，温特回复说：“我想，见见面，握握手，留个合影，就很美好了。能相见，为彼此的成就和造诣感到欣慰，即使无法对话，也足够了。”
14日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格外晴好。温特博士上午9时按日程安排去参加了一个关于信息化的报告会。报告会结束后，他就要完成此行最重要的心愿——拜会刚刚过完112岁生日的周有光先生。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下午传来令人惊愕的消息：老寿星当日凌晨已在睡梦中溘然仙逝了！
美国“互联网之父”温特期盼的与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会见已成永诀，世间少了一张两位历史巨人握手的照片。然而，中美两位杰出人物对世界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这段友谊的佳话也将长留人间。
结语：生年已满百，常怀千岁忧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周有光就是中华民族中这样的一员。
从青年时代起，周有光就将为中国现代化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具有一种放眼世界、服务人类的胸怀与视野。
记得2010年春节的一次联谊会上，周有光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亢，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起来。大家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他那次发言的内容是，我们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持续良久。
104岁的周有光在《朝闻道集》中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他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又用星际空间的眼光看世界。他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作‘地球村’。”
他认为人们都将生活在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之中，国际现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要划破长空，飞向火星；社会科学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天意或“圣谕”。而科学是一元化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久而久之会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周有光的视野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他还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我国传统说法‘食衣住’是人生三大需求，孙中山加了一个‘行’字（交通），‘食衣住行’成了人生四大需求。现在要加上一个‘信’字，‘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因此 ，他主张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之外，还要加上“信息自由化”，即实行“五大自由”。然而，在上述一系列崇论闳议后，他的最终结论是：“全球化还处于幼稚阶段。”（《朝闻道集》第76页）毫无疑问，周有光为我们洞察未来社会打开了一扇高远清新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一二百年后精彩纷呈的世界，并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他让我们一齐仰望星空。
周有光的人格和学问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世界、走进世界最便捷的“梯子”。如果我们找一两本周有光的书，看懂读懂，用他的目光来看世界、看中国，我们就能理性地、有序地走出去、请进来。可以说，这位老人既是本土的、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取自《纵横》杂志2021年第1期。人物春秋